改革的下一步是要素市场

　　《中国经营报》：在过去60年中，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平：过去60年中，中国经济改革主要围绕两条主线来进行，一是经济主体本身的改革，二是市场的改革。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主要是围绕商品市场的改革，放开商品市场价格，引进价格机制，用价格来调节经济行为。同时，国内还围绕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化进行改革，对应的则是企业改革问题。企业改革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改制、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民营经济，改变过去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状况，实现了国有企业、外商投资和民营经济三分天下的局面。

　　这两条主线的改革最为关键，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围绕这两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吴敬琏、厉以宁。其中，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是企业改革主线派，以吴敬琏为代表的是价格改革主线派。

　　《中国经营报》：只有改革才能实现增长。过去30年经济改革围绕市场体制和商品市场方面来进行，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将集中在哪些方面？

　　陈平：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只是在商品市场和市场体制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在这个市场上依靠价格信号进行资源配置。但在要素市场领域，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依然扭曲要素价格，人为地压低劳力、资本、土地、能源和环境的成本。这些成本偏低，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链条的运作没办法实现真正的市场化。

　　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它主要包括几方面：一是粮食作为原材料，从粮食的生产、经营体制到价格管制都没有放开；二是工资、劳动体制的改革，包括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土地市场的改革。此外，资金的利率没有市场化，还是掌控在政府的手上，没有完全放开。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最主要是放在生产要素市场。只有把这些改革都完成了，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才算告一段落。

　　《中国经营报》：改革要素市场的目的是放开价格管制，但在国内开放程度还不够高的背景下，要素市场的改革是否应该完全放开？

　　陈平：从长远看，放开价格是基础，但也并非是政府完全不管。政府应该拥有一个市场价格有效调节的机制，但这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是通过经济杠杆的手段来管。任何一个国家都追求政府杠杆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就看尺度如何把握。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调控更为重要一些。这是因为发达国家除了经济总量高以外，整个市场机制以及相关的金融法规也更为健全和完善。而我们国家在市场机制本身和相应的配套法规上相对比较落后。 {Npage}

　　提高要素的流动性是关键

　　《中国经营报》：目前，国内经济本身处于调整期，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是否面临比较多的困难？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整个改革进程？

　　陈平：土地、资金、劳动这三块的改革时间表，肯定不会很短，起码要五到十年。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土地制度的改革，面临的障碍会比较多，会是一场攻坚战。过去的传统是把国有土地与农村的集体土地分为两大块。从长远看，需要建立长期的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制度，但这会牵扯到是否可以把农民土地国有化，或者是把国有土地私有化，都是政治上敏感的问题，这将是今后最大的难点。

　　再者，金融体制的改革，也是一大难点。目前，整个实体经济很大程度上由金融市场支配其定价权。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在制造业方面的差距在慢慢缩小，甚至在世界分工体系里面已经有一定优势，但在金融市场方面仍然落后比较多。国际金融资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掌控和制订的游戏规则，是我们国内一些金融机构所不了解的。

　　在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放开金融市场，国内的金融体系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我们之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就是因为我们的闸口没开，而不是我们的水平比海外机构高。

　　《中国经营报》：推动要素市场的改革是场攻坚战，有什么方式能使改革进展得更为顺畅一些？

　　陈平：从总体看，为了使要素市场的改革更为顺畅，提高整个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最关键。美国之所以比较发达，就是各种要素的流动性比较高。以劳动力为例，美国市场的劳动力流动性非常高，每个人通过跳槽，能够在社会找到更适合发挥才干的岗位，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

　　而在我们国家的要素市场则恰恰相反，流动性很低。例如，我们国家的土地以及房地产的流动性一直偏低，它没有建立一个转按揭市场，没有充分发挥出要素应有的效果。如今，农村有很多土地，但农民没办法到银行抵押获取资金的支持。因为这土地只能在农村集体内部使用，银行不能拿它来转让出售。所以，改革的手段是完善相关的体制问题和法律问题，要在法律上先突破，通过立法来创造土地的一级市场，建立公开、透明、各方都有权参与的土地市场，实现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中国经营报》：在基本要素市场发育和形成过程中，劳动力是市场化相对最早的因素。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城乡差距扩大逐渐成为劳动力要素市场化中的突出问题。有什么方法能缩小城乡差距？

　　陈平：城乡差距拉大跟过去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有关。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采用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做法。但90年代以后，国家的整体布局有所调整，追求过度的大城市化，让农民进城，跟当地资金相结合。为此，小城镇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县域经济的贷款一直很少，大约有60％的资金集中在省会城市，30％的资金集中在二线城市，县以及县以下的贷款不到10％。因此，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于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发展县镇经济，把县城的市场和金融做得更完善。

　　《中国经营报》：在过去60年中，经济学者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否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

　　陈平：从整个经济学界来说，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时期，整个经济学界没那么浮躁，比较注重对国情和基层的调研；到9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逐渐变得比较浮躁，到外面去赶场的比较多，真正深入到农村和企业调研的人比较少了。

　　经济学是舶来品，它要求经济学者既了解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掌握国外比较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也必须跟中国国情更好的结合。目前，青年学者在方法论方面掌握得比较好，他们采用国外的方法套用国内的数据，但对数据后面的东西不是很了解；而老一代学者对中国的现状比较了解，但他们在前沿的经济理论和方法方面又存在知识结构老化的问题。因此，应该把这两者做比较好的结合，使得研究成果既符合国情，为政府、企业和市场所用，又能提高国内研究在世界上的地位。 {Npage}

　　 要素市场之变

　　严俊昌清楚地记得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他们村里说的那番话。“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严俊昌的家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978年，这里的18户农民按下手印，率先实行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严俊昌正是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但时至今日，小岗村的处境却被形容为“一年越过温饱线，30年没过富裕槛”。时隔30年后，同样在这块土地上，胡锦涛总书记的一番讲话，是否意味着以土地改革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次变革，能否让严俊昌们越过“富裕槛”？

　　1978～1987年：巨变前奏

　　建国60年来，我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1954年宪法实施的是土地私有与土地国家所有并行的制度。在当时，土地私有是原则，而国有是例外。1975年宪法正式否认了农民的土地私人所有权，这一状况在1978年宪法上基本没有什么改动。严俊昌们当年的勇敢举措，是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进行私人经营尝试，与产权无关。

　　1982年以后，农村继续维持集体所有制，而城市土地制度却开始实行国有化，并以土地市场化实现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这一年修宪确定的另一个原则是禁止土地流转——不仅是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在当时也是禁止流转。直到1988年宪法修改，这个原则才被突破。

　　在土地制度发生变化的同时，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78年以后，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方式逐渐被引入，供求机制和流动机制开始在小范围内发挥微弱作用。198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农户有了劳动力自由使用和劳动时间的自主支配权力，中国农民第一次拥有合法的权利在其家乡以外的地方进行商业活动。1985年以后，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开始逐步发展壮大，出现了全国农民工转移的第一个高潮，乡镇企业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

　　“地”和“人”的变化，促使要素市场第三个重要元素——“钱”的使用方式和范围发生了重大变革。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开始，中国金融体系恢复并逐步完善。{Npage}

　　1987～2008年：从流转到腾飞

　　1987年，土地市场迎来第二次重大变革。这一年12月1日，深圳首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随后，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制度被国家正式承认，并由国务院颁发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确立了土地使用权既可以出让，也可以转让。自此，城市土地实现了有偿使用，城市土地制度开始走向市场化的变革。进入了土地商品化、市场化的阶段。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而言，城市土地市场化的成效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土地制度下，经济高速增长，扩张型增长方式成型，地方政府介入经济的能力被强化，土地与地方财政、投资、金融信贷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等环环相扣的格局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劳动力市场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993年。这一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和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开始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和自由流动机制发挥了更大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为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改革，就业双向选择机制、劳动力流动与竞争机制、失业机制、社会保险机制等劳动力市场机制与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机制逐步完善，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都已经初步确立。

　　地可以买了，挣钱的方法也多了，千千万万个和严俊昌一样身份的农民，走出家门换种活法也有20年了。但为什么打响“大包干”头一炮的严俊昌，“30年没过富裕槛”？

　　2008年之后：“土改”新时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转让早已走上轨道，而农民集体土地的依法转让还远没有起步，这种不平衡状态，既影响我国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是小岗村“30年没过富裕槛”的根源吗？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开幕，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改革的重点再度回到农村。这也被经济学界视为30年后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再出发。专家认为，《决定》中提出的“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意味着以农村土地制度为核心的改革已成为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它将实质性地推动解决城乡二元化体制积弊，促进农民分享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成果。

　　大政方针已定，但真正要作到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加强现阶段土地法律上的所有者（村、组集体）的民意基础，使其成为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权利主体，就成为未来农村改革更加紧迫的任务。正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在《中国经营报》撰文所指出的，在农村基层，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在议政和行政之间建立一种民主制衡机制，大大提高农民的集体谈判能力。保证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权利。

　　显而易见的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和民主法制环境，还需要很长时间。但至少现在，严俊昌们已经有了越过“富裕槛”的底气和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