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最棘手的工作之一，也是在基层锻炼的“必修课”。既然是“历史”，说明确有其事；而又成了“遗留问题”， 说明没有彻底“摆平”，当事人尚未完全信服。尽管有的问题乍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任何接棒处理此类事务的人均应谨记：千万不要低估前人的智商，不管事情原本多么简单，历经多年不得解决，足见其早已人为地复杂化了。所以，那些“触景生情”般地跃入脑海的解决方案，往往难以奏效；倘若常规方法就能息事宁人的话，也就轮不着我们这些“后人”为“前人”堵枪眼或者填窟窿了。
初来璧山不久，就听W县长针对一起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提出了“遵守法律，尊重历史，换位思考”的处理原则；实践证明，这三项原则确是破解难题的利器，屡试不爽。细细品来，其中自有一番道理。
从结论来看，任何问题都可分为两类，要么有解，要么无解；而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有解而难解，或是无解而必解。能办的事不好办，不能办的事必须办，常常是因为在办事过程中偏离了法律与政策的正常轨道，进行了不适当的变通或妥协，结果事后较起真来，不免理亏气短，进退维谷，很是被动。
待人处事，无外乎情、理、法三端；而历史遗留问题所以难解，往往就是情、理、法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有些问题是“法不容情”，政府非常理解和同情老百姓的诉求，但却不能公然违反法律和政策；有些问题是“情理难容”，政府做了承诺而不兑现，即便这个承诺并不符合法律和政策，也不能因此否认老百姓要求政府兑现“问题承诺”的主张是无理取闹。虽然造成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因和责任不难查明，但“追究人”不等于“解决事”——除非问题本身就是为了对具体人问责；所以，着眼于“事要解决”，就要打出一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约之以法”的组合拳——“遵守法律，尊重历史，换位思考”恰恰就是体现其精髓的行之有效的套路。
对于意见分歧的问题，唯有求同存异方可解决；而所求之“同”，须为两点：一是对基本事实有共识，二是对价值判断标准有认同——前者即为“尊重历史”，后者即为“遵守法律”。为了躲避或者推卸责任，矢口否认曾经实际发生过的言行，是最蛮不讲理、最缺乏诚信的表现，也是通往问题最终解决之路的最大障碍；而在事实争议消除之后，必须对事情的性质作出评价和判定，因为“真的”不一定是“对的”。判断“对”或者“不对”，决不能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死胡同，而必须用公认公正的“大道理”超越当事各方利己主义的“小道理”——法律，特别是强制性法律，就是价值判断的超然标准，既无需选择，也不容挑战，构成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
抛开我国现有立法的种种缺陷不论，就法律滞后于实践的一般特性而言，法律总是有弹性的。语义不明如何解释，宽严尺度如何把握，法律冲突如何取舍，都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鉴于历史遗留问题常有可归责于政府的事由，处理时尤其要注重“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群众利益无小事”，久拖不决就更是“大事”了，如果还思想僵化、死抠条文，“宁可我负百姓，不可法律负我”，只会进一步激发民怨、恶化事态，甚至酿成官民对抗的悲剧和惨剧，这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其实，只要能守住法律的底线，“擦边球”不仅能打，还能打得很漂亮。只懂得用法来“踩刹车”，不懂得用法来“加油门”，势必举步维艰、好事难成。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正是企图打法律和政策的“擦边球”而结出的恶果。事实证明，取一时一事之巧只是小聪明，求万全万安之策才是大智慧。为官一任，必须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提思路、作决策、推项目都必须有全局的观点和长远的眼光，不能头脑发热胡干蛮干，只重眼前不计后患。人事固然有兴替，但留下的败笔和骂名却将长久、严 重地折损政府的公信力，“后人”也不得不用数以倍计的精力和财力来为“前人”的失误“埋单”——“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还是让我们努力使“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