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富差距逼近基尼系数警戒线，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得出该结论。该院执行院长邓大才解读报告，认为“务工与务农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这意味着困扰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城乡二元格局，其弊病的体现，除了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受到不公正待遇，还应包括农村贫富分化，乃至务工者故乡沦陷等诸多社会后果。)

　　农村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揭示农村中多数先富起来的人的发家之路 既非依靠农村固有的资源，也不是靠国家对农村的倾斜政策，而是靠深入城市，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从底层摸爬滚打继而脱颖而出，其成功路径是以城乡发展机会不均等为前提。其成功表面上看是农村背景的务工者的成功，实质却是城市优越性之体现。

　　这不仅因为成功者背后还有大量的未富人群，还在于该体制导致了农村的结构性贫困：成功的务工者身后，留下的是无所依靠的老人、孤单的留守儿童、堆积如山的垃圾，以及零星的犬吠。此类画像呈现当下中国乡村的普遍生态，部分务工者先富的同时，亦因为其职业转移而导致土地荒芜，而青壮年被抽空，更是致使农村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城市企业为此裹足不前，并因此引发系列恶性循环，国家主导之下的产业转移所存在的困难，部分原因即在于此。)

　　回溯原生态的城乡格局，正如城市规划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提出的双重隐喻，即瓷器和容器，前者强调的是城市的精神价值，即文化含义；后者强调的则是城市的物质意义，即贮藏功能。社会越发展，城市的伟岸形象就越被消解，城乡之间就越平等。农村与城市，其分化是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然而，并不能简单地以社会进化论的眼光看待其各自的命运：城市虽然有着发达的现代文明，但也容易滋生各种“现代病”，农村虽然地处偏远，但却是故乡的代名词，依旧充满天伦之乐，乃城市闲云野鹤们的向往之地。

　　中国城乡二元格局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等，塑造了经济意义上的城市瓷器，大量农民拥入城市，农村包围城市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此格局之下，“落叶不归根”恰恰是多数外出务工者的选择，尽管户籍、生活乃至气质仍然保留了他们的乡村血缘，在城市亦难免受到各种歧视，但这不能改变他们留在城市的决心，相反，成功务工者所打造的励志故事，无不在怂恿那些尚在农村的农民们。

　　农村贫富分化表面上看是一种经济现象，实质却是城乡二元格局导演下的必然结局。如果农村向城市输血的痼疾、经济政策忽视城乡平衡的现状不变，农民的励志故事就只能靠城市施舍。需强调，现今农村部分人之富裕并非意味着农村的进步，更非表明农业之崛起，亦需要正视，因为沿海地区经济不景气而导致的农民工返乡现象，只是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的一个注脚。真正要让农民留在农村，还城乡格局原本之生态，还需社会、经济等方面政策制定者通盘考虑。)

　　实际上，类似的努力已经上升至决策层，“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早已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然而，农村之发展固然需要留住农民，但当下更应重视摸索一种可持续的留人方式，留人之关键在于赋予农村和城市发展机会均等化，而鉴于当前城市与农村头重脚轻之格局，理应强调将发展中心转移至农村，重视乡村社会配套建设。外出务工者的超强发育改变不了农村整体贫困的面貌，农村之兴旺不能单纯依赖这一群体，中国乡村的崛起有赖于扎根土地的有尊严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