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的农村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使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从农业转入工业。当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农民的生活，农村孩子从小要到城市上学的时候，农民进城已经不需要政策推动，而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说20年前农民外出还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那些人口稠密的农业大省，那到如今，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外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几乎不可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我们是否赋予农民城市身份，农民都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了。之所以是农民而不是农民工，是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农民举家迁移到城市，不能打工的农民子女和老人也成为城市居民。

　　在乐观者看来，这个变化是欢欣鼓舞，值得庆贺的，因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被看做是现代化最主要的标志。无论用产业结构或城市化率来推算，中国都越来越接近现代化。但是粮食问题一直像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会威胁到中国的稳定发展。城市发展占用了越来越多优质良田，在成郊区，即使仍然有种植业，也主要种植经济作物，而非粮食；同时农民抛荒和粗放耕作的现象愈演愈烈，一些粮食主产区的基层干部不得不亲自耕种公路两旁的农田以应付上级对粮食种植面积的检查；而且许多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灾害天气增加。当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可能就会怀疑粮食连续增长的真实性。

　　也许钞票可以在城市中生长，但是粮食作物肯定不能在城市生长。要保障有足够的粮食，就需要农民在农村从事农业。所以我们目前要关注的就不仅是如何促进农民外出，更要想到如何把农民留住。不管城市化看起来多么诱人，现实的问题就是，没有农民和农村，就没有饭吃。

　　中央政府反复强调的18亿亩红线，其实质就是中国人的饭碗问题。但是18亿亩土地不仅需要人去耕种，而且需要人去守卫，保住农民甚至比保住18亿亩耕地更困难。城市化过程是一个自我加速的过程，因为农村的凋敝会不断把农村人口排挤出来，把那些不愿意离开农村的人也裹胁着，离开了农村。我们在湖南的调查就发现，有些中年的农民并不想在城市生活，紧张的工作节奏、狭小的生存空间和高昂的生活费用都使他们的城市生活并不惬意，城市底层的生活状态并没有让他们幸福，但是在农村的收入太少了，所以不得不离开农村。他们表示，只要有城市一半的收入就可以提面的在农村生活，但问题在于一半的收入也没有。

　　当农民离开农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需要决策者在后面推动的时候，决策者就需要考虑如何使农民还有机会留在农村，可以从事农业，成为体面的农民，归根结底，粮食还要靠农民种出来。也许有些农业企业不需要农民，像新疆的棉花只要依靠季节性的打工者就可以保障棉花的采集。但是我们不可能想象中国农业依靠来自城镇的打工者从事种植和收获。

　　要使农民留在农村，需要综合的政策。现在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愿景，也就是人们期望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目前的工作是为了达到那个目标。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愿景下，农民会留在农村？

　　一个凋敝的农村一定不能留下农民。当劳动力不能在农村就业、孩子不能在农村上学、病人无法在农村看病的农村一定不能把农民留下；没有社区生活的农村也不能把农民留下，如果农村只是让农民有地方居住，能够干活吃饭，他们不能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没有社区公共活动，那么也很难吸引有农民留下来；同时，一个外来资本主导的农村也无法吸引农民留下来，尽管外来资本可能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是一旦外来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农民就在农村也成为外来的打工者。

　　在我们的愿景中，农民首先要有收入满足其需求，从而使农民有体面的生活。这就需要政府有针对性的农业补贴政策、适度扩大农民的经营规模和增加农民在农村地区的收入渠道。所谓有针对性的农业补贴政策就是要使从事种植业的农民能够从种植业中受益，使他们的收入能够达到社会平均水平；适度扩大规模就是要使农民可以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同时又无需依靠雇工经营；鼓励在农村建立与农业相关的一些小型企业，延长生产链，增加农民收入。

　　其次，在农村地区要能有与之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是一个地区的灵魂，农村不可没有学校。农村不是单纯生产粮食的车间，而应该是一个小社会，能够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也许简单的计算人均投入，由于农村居住分散，所以公共服务的成本更高。但是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不应成为城市化的理由，农村和城市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不能说为了省钱就把农村人全搬到城市集中起来。

　　第三，农村要有一种自信，农村和城市是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共存共生的，农村并不是落后的代名词，如果说目前农村的发展比城市滞后，那是在发展中对农村关注不足所导致的，或者说恰恰是发展中出了问题。事实上，农村具有同样的发展前景。

　　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村要有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组织一定是农村内生的，农民对组织具有掌控的能力，农民的需求可以在组织内得到满足。所谓东亚的农民组织形式，到的确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借鉴。

　　如果能形成这样一种农村的格局，是不是就会有农民可以选择留在农村了呢？有了留在农村的农民，才能讨论农业问题，如果没有了农民，也就没有了饭碗，即使保住18亿亩耕地，也不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所以，农村的政策要从关注“流”转为关注“留”，农村问题的关键就在“流”-“留”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