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的发展经验来看，农业产值占整个GDP的10%是国民经济的转折点

　　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2013年4月10日，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农村绿皮书的发布会上，与会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势进行探讨。

　　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1.9万亿，根据绿皮书数据显示，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所占比重为10.09%，比2011年上升0.05%。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认为，从全球的发展经验来看，农业产值占整个GDP的10%是国民经济的转折点。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点是，农业在GDP的比重越低，恰好是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和强度比例越高。

　　“中国正好处于这个转折点上，也就意味着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张红宇说。

　　与之对应的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按照增加总量、优化存量、用好增量、加强监管的要求，不断强化农业补贴政策，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耕地保护补偿、生态补偿办法，加快让农业获得合理利润、让主产区财力逐步达到全国或全省平均水平。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一号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持续增长，已经连续两年突破一万亿元，今年只要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对三农的投入将继续增加。

　　不过，即使这样，一位不愿具名的官方人员也坦言，2013年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环境具有“三高一难”特点，即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增速高位运行、农业生产成本走高、农民外出务工增加较难。

　　高度分化的农民

　　在中央的决策部署下，城镇化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无疑，这为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提供了条件。但是，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认为，如今农民已经高度分化。至少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根本不愿进城，另一类是徘徊在城乡之间，还有一类新生代农民工，最后一类定居城市多年。

　　这些群体都具有不同特点。第一类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二类，徘徊在高收入、高质量都市生活，再加上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同时又不愿意失去农村土地权益。这部分人在进城和回乡之间犹豫不决。第三类，他们不懂农活，无法认同农村。第四类已经多年定居城市。

　　乔润令称，决策层需要做的是，着力解决在后两类。前两类就需要分类的政策引导。此外，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建议，大量农民转移出来以后，可以不割断和农村土地的财产关系，但是一定要割断和农村土地的经营关系。否则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就无法实现。

　“一业为主”的家庭农场

　　2008年，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时隔五年，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再次提出，引发全社会关注。

　　但是，关于家庭农场与种粮大户的区分，并无明确界定。张红宇将其明确定义为，家庭经营、规模适度、一业为主、节约生产。

　　他进一步解释为，家庭农场的本质是家庭经营，其次是规模适度。前者指两到三个劳动力全年饱和生产，农忙季节雇佣1-2人不超过10天。后者的需要适合夫妇经营。

　　换句话说，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可以承受，不至于太忙也不至于太闲。家庭主要依靠农场而获得的收入，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低就失去意义，太高就会引起过多关注。

　　一业为主，指的是，80%的经营活动以及收入的80%都来自于某个产业。节约生产，要求进行节约、专业、标准化的资源配置。

　　不过，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特色明显，对于家庭农场和种田大户，最核心的是适合当地农业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只要适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张红宇总结到。

　　如何调动种粮大户的积极性，包括家庭农场，调动这两个积极性关键。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副司长方言表示，一要看规模，不过关键是服务环节。具体而言，也就是经营土地的95%是否依靠自身进行运转。

　　“中国农业的多元定位”

　　去年11月，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四化同步”。不过，农业现代化相对于其他“三化”确实其中短板。与此同时，报告中也提出，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必须使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质量追赶上其他“三化”。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张红宇认为，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农业的准确定位，也是实现“四化同步”的必然要求。

　　但是农业现代化对国民经济的意义，对工业化、城镇化的要素贡献也在发生变化。张红宇表示，现代农业的有些功能要强化，有些要弱化，还有些要拓展。

　　他进一步解释道，应强化的是粮棉油、肉奶蛋的供给功能，应弱化的是农业中土地和劳动力的贡献因素，应拓展的是农业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

　　那么该如何准确定位中国农业呢？中国的现代农业目标呈现多元，有总量、结构、区域、产销、进出口等多个需要平衡的问题。此外，内需的多样化，也决定了农业发展的产业类型多样化。再加上，区域间资源禀赋的差异，产业发展模式各异。

　　除此之外，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在考虑资源配置均衡的同时，必须兼顾土地产出效率、劳动产出效率、资源配置效率，还必须考虑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国际竞争力。

　　张红宇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有这么多的要求。所以中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任务是艰巨的。

　　“由于人口多、资源禀赋人均相对不足，需要释放全要素的生产领域，各方面均要兼顾。”他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