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旭

　　每年春节回家，出生在沈阳市铁西区的王宁，都回到孩提时长大的“工人村”去看一看，尽管已经到北京十几年了，这里依然寄托着这个工厂子弟无尽的乡愁。

　　同样出生在沈阳的画家李贵新，在系列油画《工人村》里，是这样描画那片土地的：油彩堆厚构成了草木、道路，三层的“苏联楼”，楼旁有滑梯、凉亭、晾衣的铁杆、秋千，赶马车或步行的人们匆匆走过……

　　春节期间，工人日报记者追随昔日工人村居民的脚步，重温那段大工业时代里的乡愁。

　　外宾参观过的家

　　1953年入住工人村的沈阳铸造厂职工李树义，还记得当年工人村破土动工的盛景。

　　1952年9月23日，建国尚不足3年，国家一下子投入1200万元建设新村，令工人们兴奋不已。开工当天，有7000多名建设者联名给国家领导人写信。5年之后，三期工程完工，建成了占地面积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由143栋楼组成的5个建筑群，这里也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人聚居区。

　　当时，“工人村”里居住的是来自沈阳冶炼厂、第一机床厂、电缆厂、气压机厂、风动工具厂等44个重点企业的职工，能够住进来的，大多是优秀职工和劳动模范。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铁西工人村，也引领了全国住宅现代化的潮流，在很长一段时期，这里都是全国住宅区的样板。铁西工业区也成为当时全国重要工业基地之一，根据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资料，“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沈阳有6个，铁西占3个，在全国694个限额以上的项目中，沈阳有26个项目，铁西工业区有12个。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赞工街的“工人村生活馆”，还原了当年工人村居民的居住情况，屋里放着三屉桌、双人木床，桌上摆着老式收音机、白色的搪瓷茶缸，墙边放着缝纫机和自行车，床铺上还有热水袋、竹痒痒挠，厨房里面有水泥灶台……

　　工人村的住宅楼，清一色的红砖砌筑、起脊灰瓦闷顶、楼高3层。每栋楼层一般有3个房门，配有自来水、煤气、暖气。楼里就有“工人村大合社”，百货、蔬菜、熟食、海鲜等一应俱全。还有配套的照相馆、卫生院、储蓄所、幼儿园，楼间绿地上设有秋千、滑梯、单杠等休闲设施。当时，工人们形容“工人村”是“高楼平地起，条条柏油路；路旁柳成荫，庭院花姿俏”。

　　而最令工人们自豪的，是许多外国人参观过他们的家。仅1978年，“工人村”就接待了47个外国参观团。

　　10口人的蜗居

　　但是，随着家庭人口增多，工人村的房子，渐渐拥挤起来。

　　上世纪60年代，沈阳八王寺汽水厂职工杨连广家里一个寻常夜晚。16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家人吃完地瓜、玉米煮成的晚饭，爱人李金凤坐在铺着红格子布床单的床上绣花；家里的老人们坐在床上，做鞋看报；杨连广坐在三屉桌前的木椅上，弹着大正琴；孩子们，有的听着音乐，有的嬉戏玩耍，有的躲在壁橱里的“小床”上，翻着白天刚借来的小人书……一家子10口人都挤在这里。

　　随着工人们结婚生子，“豪宅”变成了拥挤的“小房”，很多家庭几代人挤住在一起。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李树义的4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大儿子结婚之后没住房，只能依然住在家里。李树义便在房里搭建了“吊铺”，以便增加面积。大儿子和儿媳住在靠里的床上，拉上布帘遮挡，老两口儿住在吊铺下边，两个年轻的儿子住在吊铺上，最小的儿子则挤在壁橱里。

　　“我们家当年就这样！当年我就睡在吊铺下。”指着“工人村生活馆”展厅里的吊铺，来参观的73岁老人李淑珍眼里泛着泪花。由于房子小、人多，家家都有壁橱，里面隔好几层，白天放被子衣物，晚上每层都要睡一个小孩。

　　分房时，一个两室一厅住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厕所。厨房狭小，两家同时做饭，很容易碰在一起。李贵新告诉记者，早上去厕所，两家都是安排好时间排队去。邻居张爷爷家里新买了电视机，附近五六家邻居挤在一起看“阿波罗登月”，床上、板凳上、地上坐着或站着10多口人。

　　那时结婚办喜事都是在家里张罗。住房面积小，只能借用邻居的房间摆喜桌。楼下支起帆布大棚，搭建炉灶，锅、碗、瓢、盆、盘也都是邻居们提供的，碗、盘底部还要贴上各家姓名，以免宴席后还错人家。

　　肯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

　　上世纪90年代末，沈阳工业企业陷入发展低谷，大量工厂停产、半停产，35万国企职工中有13万人与企业协议解除劳动关系，还有大量工人回家“休假”，当时的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工人度假村”。

　　“度假村”的背后，是难掩的辛酸。王宁还记得，那时候自己还在上初三，班里隔三差五就要捐钱，每次都是哪个同学父母的单位不行了，家里生活困难，希望同学帮助一下。父母讨论的总是哪一家厂子又垮了，工人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我二姑9000元就买断了几十年的工龄。因为姑夫也没有了工作，全家没有经济来源，经常闹矛盾离了婚。二姑带着女儿搬到‘工人村’的长辈家生活。她离开工厂，不会干别的，只能做点家政零活，收入不稳定。为了不交采暖费，她们就在楼里烧煤取暖，女儿的学费也是挨家挨户借出来的。当时，四五十岁的男工人不好就业，没有工厂可去，就抢着做一些收入较低的看仓库、当保安的活儿。”王宁说。

　　那时的“工人村”，房屋老化严重、破旧不堪。

　　2002年开始，铁西区进行“东迁西建”改造，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合署办公，共同成立铁西新区。200多家企业搬到城郊，老铁西区改造为居住区，通过产业空间置换，借助级差地租和土地财政推动产业转型。铁西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企业再次称雄，一栋栋新住宅拔地而起。

　　“无论生活多艰难，只要一大家子人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沈阳机床厂的老职工陈国忠说，1999年，大儿子陈富瑞和二儿子陈喜瑞都失去了工作，一大家子搬离了“工人村”，搬到沈阳市大东区里的棚户区住。陈富瑞在工厂开过车，找亲朋好友凑钱买了出租车，当起了司机。陈喜瑞和媳妇在农贸市场门外经营了一个早点摊，2008年租了一个门市房，开了一家早点铺。

　　春节时候，陈国忠与当年一个小组的工友聚餐，回忆往昔岁月。如今，很多职工还住在铁西区，只不过不再是“工人村”，而是新建的高层楼房。“工人村”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当时铁西区决定，保留一“围合”既一个建筑群，作为历史文化遗迹，在这里建起了“工人村生活馆”。

　　“工人村的故事，说也说不完。每次过年回家，都要去这里看看。不论我们这些产业工人的子弟走到天涯海角，铁西的工业时代里，都有我们永远的乡愁。”王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