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周东旭

　　“下层的居民数量太大，农民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农村，农民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进不了现代化。”4月26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演讲时表示，中等城市和农村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社会，中国发展接下来的很大任务是在农村。

　　李强采用ISEI方法测量，分析第六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3分值群体的传统农业劳动者，2010年占比46.49%，2000年为63.20%减少了16.71%。另外，李强还发现，33—40分值有一定技术的工人群体，“五普”比例是11.2%，“六普”却只有9.8%。

　　“中国这么多年来一直需要那么多的劳动者，技术劳动者居然没有增加。”李强说，与之相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农民工怎么办。“如果农民工打一辈子工还叫农民工，就是社会制度出问题了。”

　　在李强看来，农民工能否进入“技术群体”，正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问题，因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生产产品的人本身有没有能力生产出让大家接受的产品，人是第一位的。

　　“难道农民工就不能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晋升的渠道吗？”“农民工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吗？”李强表示，如果他们永远处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社会永远没有办法转型，但是这需要时间，可能还会是很长的时间。

　　李强进一步解释，其实农民工不是没有技术，对于农民工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希望多挣点钱，但是一个人努力挣钱和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是两回事，社会地位怎么提升？以干部提升为例，依靠级别，但是，农民工劳动打一辈子，不知道怎么晋升。

　　“我们确实没有给农民工创造晋升的渠道，这是大家要思考的。”李强曾撰文从权力地位、经济地位、教育地位、技术职称、户籍身份地位以及家庭出身分析农民工上升渠道的可能性。他的结论是，职业技术职称地位对于农民工的发展余地最大，并提出“通过农民工转变为技术工人(包括高级技术工人)，实现中国社会向中产阶级社会转型还是有可能的。”

　　李强将当前现状称之为“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后果就是直接导致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虽然国家层面已经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并没有获得证书，即使获得证书的少数农民工，也几乎没有给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带来什么影响。因为一个人的专业技术地位只有得到了社会制度的认可，他才可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在现实中，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好不容易培养的技术工人在小城市找不到工作，只能到大城市就业，而大城市又排斥他们，甚至，北京很多知名大学的毕业生都无法获得落户指标。李强说，“如果不给农民工创造一个晋升中产的渠道，社会永远是一个分化的社会。”

　　李强曾做过统计，中国社会这些年来通过市场进入中产的途径是最顺当的，但通过市场进入中产目前也存在一个问题，地位不稳定。

　　“一个社会必须容纳中小资本，让中小资本成为一个主体以后，社会才是正态的。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大垄断，意味着少数人占有的财富太大，大部分人进入不到社会中产里来。”李强还引用了李克强曾经的表述，“有的城市规划、管理观念存在偏差，一味追求‘环境整洁’，牺牲了许多小商铺。这样的城市其实是一座毫无活力的‘死城’！”

　　李强还指出，城镇化绝对不是农民上楼，现在全国各地推进城镇化完成指标，“城镇化很大程度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现在有点急，急于想让农民完成城镇化，不应该是这样完成的。”

　　城镇化的核心问题还是农民就业。李强认为，第一要有产业集聚让农民能够实现就业。第二要培训农民，让农民进入到产业中来，“这两个事情没有解决，现在空谈城镇化没有太大的意义。”

　　在提问环节，李强还谈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个维度上，“未来的几十年如果中国不能培育起一个和政府、市场相匹配的社会的话”，就可能出现孙卫平教授所谓的“溃败”。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问题无法通过自身加以解决。

　　李强说，社会没有诚信，没有诚信又哪有市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架机器，社会太弱了，有时候政府也说想培育它，但又看不太清楚，有时候可能还怕，其实现代社会经验证明，三架机器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