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责与房价居高不下形成了眼下一道扎眼的景象。2011年7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共同通报2009年度土地执法检查责任追究情况，简单说，就是“土地问责”。2009年，全国共有2个设区市、29个县（市、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共计44人受到纪律处分。其中73名地方政府或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人受到纪律处分，仅一人降级，但无一人撤职，且有一些官员早已升迁。

　　坦率地说，普通公众的确对土地问责还寄托着不小的期望，这毕竟是一场涉及全国的、自上而下的问责行为。而且，这场问责也事关各地居高不下的房价。但是，如果对土地问责抱有过高期望的话，那么失望也将会更大。问责本身是一场事后追究制度，它难以对现状发生本质性改变；并且，与高房价、非法占用耕地等相关的土地问责，亦不同于环保问责，此前发生过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恶性的环保事件，环保问责雷厉风行，特定的相关责任人也很明确。

　　但是，地方的土地违规乱建眼下并不是单个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性。在现行行政体制框架内，中央的土地管理部门对于地方人事权并不构成决定性影响，这令问责或许更多只是“问”，“责”并不太现实。这注定了这场土地问责更多地带有着一种道义象征，而实际结果依然会“我行我素”。

　　并且，以目前的现实而言，将土地问责与地方官员升贬联系在一起，显然是在这个问题中加入了道德情感因素，想的过于简单化。现时，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主要因素依然是政绩（GDP），这相当程度上取决土地开发。

　　土地违规背后无疑是地方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是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支柱，据相关资料，有的地方财政甚至70%都依靠土地收入。此次通报的是2009年度情况，当时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是明显不如现在的，目前在调控房价与加息的背景下，地方如果失去土地财政，地方债务问题可能恶化。

　　目前，地方政府有着自己的特殊困境，理论上它们应该是最主要的制度创新性力量、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是在现实中却成了卖地的丑角，备受公众诟病。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本身的事权与财权存在不对等。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大大小小的“经营式”角色，地方政府的利益自主性近年来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全国统一的政策在地方执行不力，这是最主要原因。

　　土地问责中暴露出来的围绕土地的种种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是土地问责这种方式值得反思。解决地方的种种土地乱相，需要改革现行的财税制度，并且帮助一些地方进行债务重建，而不是任由土地财政继续发展。假如不从这些源头解决问题，那么尽管不提倡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也会以种种隐蔽的方式野蛮生长。

　　公共政策分析理论认为，评估一项政策的优劣不仅是看政策初衷与设计，还需要看政策的执行力与效果。土地问责等全局性政策的初衷无疑是良善的，但是如果在地方的执行力得不到保障的话，会成为政策的一种消解性力量，并在以后会损害类似全局性政策的权威性。

　　公共政策分析理论认为，评估一项政策的优劣不仅是看政策初衷与设计，还需要看政策的执行力与效果。土地问责等全局性政策的初衷无疑是良善的，但是如果在地方的执行力得不到保障的话，会成为政策的一种消解性力量，并在以后会损害类似全局性政策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