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背景：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对于解决困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农民温饱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大片土地撂荒，危及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先前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小块经营，缺乏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导致效率低下，农业产出低。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老龄化以及分散式的土地经营模式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步伐。

而土地经营权流转则较好的解决了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效率低下的问题。为此，中央相继出台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了规范。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安心从事二、三产业；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依托现代农业科技实现规模化经营。应该讲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需要注意的问题：

虽然中央文件对土地流转提出明确要求，但现实中还是有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是土地碎片化影响了土地流转率。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和以前土地承包所采取的“按人分配”、“分级切块”的影响，承包地碎片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土地碎片化不利于现代化的农机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就无从谈起，这种地块很难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吸引力。这种村里的补丁地流转率就很低，而且多数是免费或口头约定拣种外出务工人员和无力耕种农户的承包地，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流转。

二是要防止出现“垒大户”的情况。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是一件惠农之举。然而一些地方借助土地规模流转强垒大户的情况却要引起重视。比如我国中部某县，流转土地70.5万亩，其中万亩以上种田大户有21个，事实上，这些“万亩户”中70%以上只有三五千亩的经营能力，虽然头顶“万亩粮王”美誉，最终在经营上步履维艰，有的甚至破产。土地流转本身在资金落实、市场掌控、预防天灾等方面存在一定风险，而人为的“垒大户”的打肿脸充胖子行为无疑会加重这些风险，最终这些风险会传导至金融系统，并直接导致流转土地的农民面临流转费用难以兑现的风险。

三要防止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行为。一些地方在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不尊重农民的意愿和权利，以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化经营的名义，通过各种手段强迫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集中土地搞所谓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有的村假借少数服从多数，通过操纵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的手段，以各种方式强迫农民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有的“擅自”截留、扣缴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收益，用于抵扣农民欠款等。有的在承包土地时歧视妇女，剥夺、限制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做到男女平等。还有一些因为流转程序不规范，没有签订流转合同或者没有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审查审核，为日后纠纷和矛盾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四要防止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民争地现象发生。企业资本下乡虽然能在资金、技术、人才、渠道等方面较好的满足现代农业对生产的需要，但是现实中还是有一些企业打着农业产业化的旗号，下乡圈地逐利。比如，一些企业瞄准了国家对农业领域的诸多优惠和补偿政策，随着流转土地规模的不断扩大，这将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农村个体户或者合作社由于在资金等各方面无法与大的企业竞争，往往被迫缩小甚至退出。工商资本的强势也会导致土地流转价格被压制，成为基准价或者“一口价”，忽视了经济增长的预期和农民生存成本的增长，客观上损害了农民的合理的权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