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

　　喜洲，作为祖国西南边陲的一座两千多年的白族古村落，中国白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不仅是内地汉文化与西南各民族文化连接的纽带，也是中国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一个典范。

　　喜洲，作为祖国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一个核心，不仅孕育出“文献名帮”和“三教同流”的文化景观，积淀成西南建筑文化的博物馆，而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内变革图新与时俱进，形成了东南亚商圈的一个策源地，同时，涌现出一批投身变革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士仁人。喜洲，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为国家和社会培育输送了大量杰出人才，也引发了国内外学人长久的争论与关注，成为国内罕见的思想与学术园地。喜洲，作为高原湖泊——洱海心腹地带的文化古村，在喜洲各族儿女的精心呵护下，正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偏爱和眷顾。

　　多元文化互融的核心与民族和谐共进的精神家园

　　喜洲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以北喜洲镇政府所在地，距大理州、市政府所在地下关32公里，辖区内白族、回族和汉族交错杂居。喜洲历史悠久，既是内地汉文化与西南各民族文化互通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中国西南多民族地区文化融合的一个核心。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置益州郡领24县，喜洲属叶榆县址。汉武帝采取“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侵夺”的政治策略，河蛮大姓多居于喜洲一带，成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一，民间也多以喜洲为白国本部。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南诏国第八代王异弁寻建都喜洲。公元826年，丰祐也曾将都城建于喜洲。其后，公元860-877年，南诏十一代王（又称“大礼国”）世隆曾一度以“大厘城”（今喜洲）为都城，因慕汉唐文化，效行“礼治”，故改“大厘”为“大礼”，号“大礼国”。现今仍有古城的城南、城北、城东遗址，对于唐南诏故都的布局和文化研究意义重大。{Npage}

　　唐代南诏遗迹-九坛神庙

　　喜洲作为西南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中原等内地文化的联系密切，文化上的学习、借鉴和创新尤为引人瞩目。公元797年南诏遣子弟就学成都，《资治通鉴》载称：“业成则去，复以他弟子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元代忽必烈征大理，曾驻跸喜洲大慈寺，寺东建塔，白语称为“bifjax”，意为“跸庭”。宋代以来，大理贵族和平民后裔与内地移民长期在喜洲居住，共同生活相互融合，成为今日喜洲白族的主体。儒家学说经由历代知识分子的吸纳已经成为喜洲最具影响力的传统信仰，除了科举活动的诱发外，保持家族和睦，促进家庭成员的和谐成为喜洲人发扬儒家文化的深层动力。自唐代以来，佛教也开始传入喜洲，当时修建的大慈寺至今香火不断，寺内既有祭孔的庙宇，也有道教的神佛祭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格局体现了喜洲文化传统的开放性和兼容并包的内在特质。对文教的重视造就了思想艺术方面的繁荣并且涌现出大批杰出的历史人物。唐代南诏时期，有开国功臣段俭魏、战将段宗榜；清平官杨奇鲲、董成等人的诗作载入《全唐诗》；公元937年建立宋代大理国的段氏家族，统治云南300多年；元平章政事段功、妻高氏及阿盖公主间的爱情故事，在上世纪40年代被郭沫若先生写成剧本《孔雀胆》；明、清两代，喜洲村累计产生进士32位，举贡100多人，并以明代学者杨黼、杨士云等一大批被称为“理学名儒，项背相望”的文化名流为代表。其中，杨黼对理学理解独到，“注《孝经》数万言”，有《篆款宗源》、《桂楼集》传世，并“以方言著竹枝词数千首”，被载入《明史》“隐逸列传”；杨士云治学宏博，今存有《杨弘山先生存稿》十二卷，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天文地理和地方历史等，杨士云和邻村杨宗尧科举谦让的故事，传为美谈，其后人杨立珍父子等在二人当年相遇之处的河上修建有“让解桥”，并刻碑铭记；尹梦鳌在颍州（今安徽省境内）知州任内，为保卫城内居民奋勇作战以身殉国，被载入《明史》“忠义列传”；清代有“一门三进士同榜四举人”的张其仁家族；曾在清道光年间，任过台湾台南分府同知兼南路海防里番的张于恭在任内平息匪乱安抚黎民，积极发展地方生产，张于恭的门生林则徐在其去世后搜集遗稿，集成《文安文集》刊行。历代的思想家艺术家、文人学者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思想珍品，这些资料要么以碑文的形式镌刻流传，要么记录于家谱世代传送，而诗词歌赋等也多有集结成册。正史典故与逸闻趣事相互辉映，文献资料与口传历史共同见证了喜洲多样的文化传统。赢得了“文献名邦”的美誉，也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化品质。{Npage}

　　十皇殿

　　文化主体的开放与进取精神为各民族和谐共居与时俱进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历代王朝更替虽有战乱发生，但各族人民在喜洲这个共同的家园里面始终保持了团结互助的局面。道光末年，有好事之徒意图以“组织团练”为名挑起民族事端，获取政治资本，而喜洲绅士赵廷俊则利用自己的威望“为言利害，寝其议，回人闻之感悟，自是无疑二。”（林则徐《陕西兴安府知府秀峰赵公墓志铭》）从而化解了社会矛盾，为喜洲社会的安定团结做出了贡献。其后，喜洲白、回、汉各族人民始终保持着乡邻之间亲密的团结和睦，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上，不仅喜洲的有识之士大力维护民族团结，急公好义。民间百姓更是保持了亲如一家的乡情乡谊，互帮互助、和睦相处。{Npage}

　　喜洲白族扎染

　　而有着悠久商业历史的喜洲商帮则在艰难的局面中走上了现代工商业之路，现代民族资本开始崛起。20世纪20年代前后，“四大家”的永昌祥、锡庆祥、鸿兴源、复春和，以及“八中家”和“十二小家”等300多家商号分别设在上海、香港、缅甸、印度等地。镇内建设快速发展，喜洲也有了“小上海”和“小香港”的美誉。而诸如市场调查、远距离信息传递、股份制、公司管理、会计复式记账、经理人制度以及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已经成型。民国初年的《大理县志稿》载：“至于商务思想，惟喜洲一地人物最为优胜之资格。”喜洲古巷道“染衣巷”还是大理染织业的发源地，白族著名的手工艺品扎染就在这里世代相传，形成了“家家搞纺织，户户做扎染”的兴旺局面。（2008年，大理白族扎染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事实上，正是喜洲深厚的工商业文化底蕴和开放进取的文化精神为喜洲商帮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四大家之首的董澄农创建大成实业公司，有面粉厂、化工厂、煤油厂、肥皂厂、铁合金厂、电石厂和味精厂等众多实业。同时，喜洲人的文教理念也开始转变，更加重视现代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民国初期，喜洲的社会贤达和工商巨子在喜洲创办大理地区最早的喜洲小学；三十年代创立私立“五台中学”、“淑川女子小学”、“喜洲师范学校”；严子珍和董澄农创立了“苍逸图书馆”、“澄农图书馆”，藏书各达四万多册。三十年代中期，喜洲人在上海创办《新喜洲》杂志，提出了改良社会，发展和振兴大理的新设想。喜洲社会精英还聘请上海工程师在喜洲建起了电站、医院、酒精厂、碾米厂。这些开办教育文化和创办工厂、电站的义举，在西南边陲是第一家。由此，喜洲形成了经济发展与文教繁荣相互助益的良性循环。{Npage}

　　清代建筑-魁阁

　　在历代建筑群落的基础上，喜洲在清末和民国的建筑数量更多，风格更加多样，在中国少数民族建筑中独树一帜，被誉为白族民居建筑群的代表和西南建筑文化的博物馆。除唐代和南诏的建筑遗存外，现在还保有百年以上明、清和民国古院落150多座院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标准院落共计110个院落。2001年6月，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喜洲建筑群落的时间跨度绵延近千年，除了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外，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时代的风格也有差异，成为多样建筑风格的历史见证。而喜洲的人物与故事更是加重了它的历史厚重感。喜洲为人们穿越时空感受历史提供了一条罕见的建筑文化长廊和历史博物馆。在喜洲的建筑群落里面，既有宗教文化和民间信仰的庙宇建筑，也有旧时用于表彰杰出的牌楼和牌坊。此外，与传统宗族文化相关的祠堂建筑与民居建筑也相互交错，七尺书楼、赵府、进士第、严家院、董家院、杨品相宅等，或书香典雅清静雅致，或张合有度气势恢宏，或中西合璧兼容并包。其中，大慈寺作为唐代南诏时期庙宇建筑的代表，建筑布局和文化内涵尤为引人瞩目。据《康熙·大理府志》所载，大慈寺“唐时建，内有卓溪泉。”明、清两代均有建筑物遗留。结构为一进四院，第一院为佛教，内有观音、文殊、普贤像；第二院为道教的玉皇阁，阁分三层，建筑风格紧凑轻灵；第三、四院是魁阁和儒教的奇观堂，魁阁古色古香，奇观堂供孔子及弟子牌位。抗日战争时间，华中大学迁到昆明后，喜洲开明人士赴昆与有关人士商洽，将学校迁往喜洲大慈寺，就近新建校舍，一时成为我国著名学府所在地。位于喜洲富春里的严家大院为喜洲著名商人严子珍所建，严家大院建筑面积达3000多平米，有两院“三坊一照壁”和两院“四合五天井”构成，并于1938年建起了具有西式风格的别墅，地板和栏杆由大理石构成，布局严整，装饰精美。建筑群落与村落内的街道小巷浑然一体，像彩云街、染衣巷、富春里、市上街、市坪街、四方街等构成喜洲建筑文化的另一道风景线。一些历史名人的故居和他们所流传下来的事迹和传说更加增添了喜洲建筑群的文化魅力，此外，建筑和建筑装饰所体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同样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并有多部专著问世。

　　享誉国际的学术园地与高原湖泊的旅游胜地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教传统构建起独特的人文景观，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学者到喜洲调查研究，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的作品，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术研究基地，国内罕见。著名学者罗常培、韦作民、游国恩、包鹭宾、傅懋等人，对云南山川、地理、民俗、语言、文献作了调研考证，在喜洲写出了《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诸文集，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下出版，影响重大。曾任中研院院士和美国人类学会会长的美籍华人许烺光曾和我国老一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共同致力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许氏学术生涯中的奠基之作《祖荫下》一书即是在喜洲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许氏的学术著作尤其引起了海内外学人对喜洲（学名“西镇”）的广泛关注，引发了持续的争议和讨论。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社会体制作了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对于人们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家庭生活做出了新的重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欧美、日本和台湾等地的学者赴喜洲调研，从事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而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也不断有学者来喜洲考察研究。其中，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云南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学院、大理学院等的一批专家学者有关喜洲研究的学术成果已经问世。一些科研机构的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云南民族研究所更是把喜洲作为一个固定的学术研究地点。这种“喜洲看世界，世界看喜洲”的内外视角的交融和对话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学术风景线。{Npage}

　苍逸图书馆与鹭鸶古榕树

　　喜洲的文教传统不仅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好奇和称赞，也培育了大批杰出的优秀人才。如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后任云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云南省副省长杨克成；留学美国和英国后回国的试管婴儿专家张丽珠；著名诗人、作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杨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现代市场经济学院院长赵履宽；全国著名诗人、评论家晓雪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旅居海内外的喜洲籍人士大约有30000多人，其中副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达400多人，在国内各部门供职的县级以上干部100多人。现在，除了已经学有所成的数百位中高级知识分子外，喜洲仍然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和社会育才培英。既有“一门四学士”的佳话，也有“一院六博士”的美谈，每年升入高等学府的喜洲学子成为另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Npage}

　　喜洲白族洞经音乐

　　喜洲，作为高原湖泊——洱海心腹地带的文化古村，在喜洲各族儿女的精心呵护下，正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偏爱和眷顾。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苍山云弄诸峰如慈母怀抱，村口的千年古榕盘旋着一群群洁白的鹭鸶，海心亭、海舌诸景点依洱海成秀，花草秀美的民居庭院也让人流连不已。喜洲人热爱生活，情趣高尚，村民世代和睦相处，善良淳朴。曲折的画廊下，人们谈天说地；清幽的院落内，老人们吟诗作画；文化广场上，中老年妇女翩翩起舞。许多在外奔波多年的喜洲儿女乃至外地嘉宾都在这里找到了夕阳美景。宜人的气候和安宁祥和的生活情境是喜洲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绝佳所在。正如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滇西行记》中所发出的感叹那样：“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
　　随着社会的发展，喜洲的旅游业也日益兴旺。喜洲人民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形成观民居，看美景，品名食，赏民俗的新格局，打造了一批坚实的旅游品牌。大量的中外旅客进入喜洲，每年接待中外游客2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上亿元，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喜洲村委会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指导下，党建工作扎实，干部队伍团结有力，并积极与社会各界合作，广泛汲取民智，充分发挥群众在各项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多次获得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嘉奖和好评。

　　喜洲，是喜洲人民的喜洲，是白、回、汉等各族人民世代居住的精神家园；喜洲，是大理人民的喜洲，是苍山洱海间一颗耀眼的白族明珠；喜洲，也是西南各族人民的喜洲，是祖国悠久文化融合积淀形成的文献名邦；喜洲，更是全国人民的喜洲，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喜洲，还是世界人民的喜洲，是开放的中国向世界伸出的橄榄枝。